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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议题不同，可区分出我国学界存在的四种形式法治论版本。
认真而持续地评估自己的推理，将逻辑思维规则作为错误与否的标准。推进法治建设不仅需要法律思维、法治思维，还需要法理思维。
法理思维是反省性思维，具有鲜明的逻辑方法属性。因而，我们不仅要研究法律思维、法治思维，还需要研究重视逻辑的法理思维。法律拟制在具体的语境中确实有批判的必要，否则就没有假定的必要性。在体系思维中，无论是权力改变法律，还是价值融入法律都具有正当性。因而，通过对关系的思辨而得出的断定，需要给出其之所以是正确的说明。
权力的增多加剧了权力冲突，因而，要求用法治限制权力的需求空前高涨。若断定某一命题的重要性，需要作出解释性论证并说明改变法律意义的理由，没有必要的理由就必须尊重法律。在思维传统之中，人们并不重视逻辑思维规则的运用。
法律应当具有连续性，而不应陡然巨变。事实上，对中国人而言，真正的逻辑概念仍完全是陌生的外来之物。法教义学的任务有三：一是法律概念的逻辑分析。[3]马克斯·韦伯也说道：定义与推理，这两种语言逻辑的力量，皆不能为中国人获得。
这些都需要法理思维予以矫正。在精致的逻辑要素的分析中，施密特塞进了主体决断的神秘理由，成了二战结束后，很多德国法学家诟病逻辑、法理的靶子。
只不过法律思维主要是针对个案确定法律是什么，突出了法律规范的作用。实际上，法律发现、法律推理等法律方法都是对断裂的法律逻辑的弥合。整体思维模式下的体系思维是能被中国人接受的法律推理模式，是弥补规则僵化、脱离社会语境，适应社会变迁的折中思维。有了司法主体的拟制，才有了法律实施、解释的机制。
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强调整体思维并没有错，整体思维对全面认识事物有重要意义，但由于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缺乏对逻辑的尊重，整体思维遂转变成了矛盾论中的重点论。但是由于规范都是立法者抽象化的表达，要想把法律规范转化为法治，有两个方面的紧张关系需要处理好：一是法律所要调整的社会事实与行为之间有很多缝隙需要弥合。法治思维是用法律化解社会矛盾，思考的是法律与社会（包括主体）之间的关系。通过根据法律的思考，赋予具体事实以法律意义。
它的主要功能是允许社会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迅速的法律规范变迁，解决法律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。法理思维在中国的重要使命就是摆脱传统思维对法律和法治的扭曲，矫正关系思维对根据法律进行思考的干扰，强化主体对法律、法治的认同，为法治寻找恰当的思维方式。
规范法学的课堂训练使法科学生的法律思维得到了提升。在中国人赖以认识世界的深层语言结构中，确实没有足够的概念工具，用于把握认识现代法律。
在法治的名义之下也可能产生专制专断的内容，例如法西斯德国的所谓法治国。这使得法理思维失去了批判、矫正错误判断的功能。然而，两者都对与逻辑关联度较高的法理思维重视不够，以至于经常出现逻辑断裂的思维现象。法律主要表现为一套规范体系，通过严谨的法律语言形成相应的法律概念、规则和原则，进而构成融贯的法律规范体系，这使得法律必然形成逻辑/规范性质的问题。实际上，所有的政治和社会变化都会促使某种修辞体系的创建。构建一个融贯的论证或反论证。
【摘要】 法律思维、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，分别强调了法律规范、法治秩序和思维决断的重要性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学思维方式。这一特征决定了法律思维难以化解社会矛盾。
法理学教科书的主要部分以及法学研究的很多文章，都是在认识论层面叙述人们该如何认识法律，而不是如何运用法律。假定在苏格拉底教学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相反，法律的不确定性、模糊性被夸大，法律问题只有不同答案，而没有正确答案的观点甚嚣尘上。在一般法律与案件事实之间进行有效的法律推理。
这一概念演化始终存在着一种对法律合理化使用的激情，即在‘法治观念下强调尊重法律合理性的现代法律模式内，使用规则的逻辑就成为法律的核心逻辑。其显著的区别在于：法律思维、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有不同的思维根据、方法、主体以及要解决的问题。法律拟制是法治、法理思维展开的逻辑前提。在我国的法理学教科书中，法律一般被定义为行为规范的总和。
估计还有不少类似的研究。[29] ［美］鲁格罗·亚狄瑟：《法律的逻辑》，唐欣伟译，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29页。
[19] 参见陈金钊：《法律如何调整变革社会——对持法达变思维方式的诠释》，《清华法学》2018年第6期，第79页。法律思维的基本特征源于依法办事的法治要求。
我们发现，在法治思维问题上，由于法治的概念不清，专权与法治难以区分。这一点完全不像我国学者在思考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的时候，不讲逻辑理由，不附加对法的拟制，直接用其他社会规范代替法律。
形式意义的法治之理包括:法律应当具有公开性，而不应诡秘难知。原来限权的法治，在辩证思考中失去了法治的刚性。有了拟制的立法主体，才可能有明晰的法律体系。以教义学为特征的法学研究是对有效法律的描述，串联法律之概念体系，提供建议以解决案件。
法律方法是对简单的依法办事的完善。离开解释者，法律文本不可能自己释放出意义。
在前一阶段的法理学研究中，许多学者对政治法理学进行了批评，尽管没有在整体上改变这种思维方式，但法理学者们对其已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。总之，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：如何获得正确的法律判断，如何辨识错误的法律判断，如何弥合断裂的法律/法治思维要素。
很多命题只有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支持，而缺乏思维逻辑的论证。法治的基本前提是法律的独立性，但整体、辩证思维却强调了法律不可能独立地发挥作用。
